2014年根据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推出了二级资本债等创新型资本补充工具。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总而言之，它们要同所有中国金融金融机构一样接受中国政府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是完全正确，我也是非常支持的。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对各种通，如证券通、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等的净额度管理还是要坚持的。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外流 货币贬值 。现在市场对于所谓破7的问题非常关注，我觉得7跟6.9没什么区别。
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不少重要进展，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本文来源于余永定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针对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主题演讲。一般而言，家庭债务会从正反两方面影响消费，一方面，家庭可通过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放松预算约束，因此家庭债务会对家庭消费起到促进作用。
银行为什么会向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保就业稳定压倒一切等作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的模型显示，2009年之后，僵尸企业的员工数占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其获得的银行输血会增加0.04%。由此可见，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通过向家庭部门转移来实现，家庭部门过度加杠杆不仅不能帮助企业部门实现杠杆的转移，还会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模型显示，平均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年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
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国有四大行的平均风险溢出率为34%，较非四大行同期水平高出14%，较其自身2017年末的水平高出8%。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房地产二次抵押市场的不发达，当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过快时，家庭债务对流动性的收紧作用愈加明显，老百姓愈加变得没钱消费，此时家庭债务增加反而会降低消费。
3.通过对老百姓现金流的侵蚀，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持续多年，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经由2011年20%下降至今年6月份的9%。从图3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速持续增加，峰值甚至高达23%，但金融危机后，该增速持续下滑，已经滑落到2018年6月份的9%，实际增速更是掉到了7%。如果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会通过影响职工收入增长来进一步削弱家庭流动性的改善，从而不仅会使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还会进一步拉低家庭消费乃至总需求，从而使得企业经营绩效进一步恶化。2017年以来，受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银行信贷政策收紧等多方面影响，居民户中长期人民币贷款新增额较2016年房地产最火爆的时期已大幅下降，房贷（含公积金）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是小幅增长，由2016年底的68%增至2017年底的71%，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
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就有可能降低员工工资甚至进行裁员，从而反过来也会影响家庭的流动性，特别是，当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时候，有房贷的家庭以及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大大增加了家庭债务的偿付难度。例如在2017年，家庭杠杆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11个百分点。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家庭债务 金融风险 结构性去杠杆 。而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不仅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更会对金融系统造成极大的风险隐患。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相关信贷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等各部门保持合理杠杆水平。4.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不能简单地只看其他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指标，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适合我国的指标，即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虽然短期贷款的增长部分源于家庭改善需求，消费升级，经营性贷款的增长部分源于民间投资在2017年的回暖，但一个重大的担心就是这些贷款的增加源于银行房贷政策的收紧，家庭只能通过其他形式的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房屋二次抵押市场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特殊国情下，如果家庭债务的过度累积使得家庭部门杠杆过高，将会大大削弱家庭的流动性，使得家庭可用于消费的现金流减少，极大压制家庭消费，从而使得总需求下降。如居民短期债务2018年前5个月就新增0.86万亿元。由于缺乏贷款合同层面的微观数据，我们通过考察一省僵尸企业获得授信所占比例与该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机制。二 家庭债务累积加剧了企业经营不善和银行系统脆弱性 1.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还会传导到其他部门，引起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的连锁反应。而总需求的下降势必将对企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企业被动加杠杆来维持运转。
也就是说，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另外，如表1所示，虽然2018年以来国有大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即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
接下来，我们就将从家庭债务的现状及风险，家庭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动，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等三方面对家庭债务危机进行阐述。我们利用微观数据研究所得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升高时，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短期借款，增加企业的短期债务，但对企业的长期借款与企业的应付债券几乎不产生影响。
三 应重视解决家庭债务问题并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综上所述，如果短期内只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局部去杠杆，而不采用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局一般均衡的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忽视各部门间的相互影响，这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还反过来会推升宏观杠杆率。基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组所构建的大型准结构宏观总体一般均衡模型的量化分析和理论内在逻辑分析，从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看，家庭债务问题已非常严重，而且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更多的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隐患金融风险和经济下滑风险。
从家庭杠杆率（以家庭总贷款与家庭总存款之比表示）的角度，也传递着同样的信息，伴随着部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许多棚户区改造热点地区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家庭杠杆率就有很大升高。我们的模型显示，当单家银行发生风险时，国有四大行的风险溢出率最大。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压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拖累企业的研发创新。更为严重的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越低的省份，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越是超过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最近两年来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行为更多发生在收入增速较低的省份，家庭部门被动违约的风险隐患已经形成。
为了说明这一负反馈机制，我们采用僵尸企业债务占所有企业总债务的比例来表示企业的经营情况，分析了企业经营对家庭流动性的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僵尸企业所涉债务占比越高的省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总之，我们建议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维度同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1）从根本上重视家庭债务累积会产生的后果，进一步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改善正在恶化的家庭流动性问题。
棚改在改善家庭居住条件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的家庭债务。我们的模型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升高会首先通过拖累消费及总需求，使得企业的销售额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大量增加短期贷款来维持运转，导致企业被动加杠杆，桎梏了企业部门去杠杆的进程。
虽然测算结果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每升高1个百分点，企业的杠杆率平均仅升高约0.038个百分点，但家庭流动性约束比例的升高已足以解释2010-2014年间企业整体杠杆率上升的24%，可见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之大。同时，中国要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作为改革目标，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是：生计有所靠、求学有所教、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减少家庭部门的后顾之忧。
这是因为伴随着企业短期债务的增加，如果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企业的还款能力降低，会导致企业违约比例升高，从而可能导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上升。我们发现，虽然在2005-2016年的样本区间内，僵尸企业获得授信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二者之间仍是负向关系，即僵尸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越低。表面上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确实是最低的，但由此就简单地认为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并不严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则是一种危险的错判。我们认为，相比较于居民整体杠杆率已经很高的事实，分地区的异质性更应该引起关注，特别是那些近两年家庭加杠杆明显的地区，如果不能保持适当的收入增速，则该问题就会被放大，有可能在局部地区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政策制定方面，要充分考虑其前瞻性和协调性，少走不必要的弯路2017年以来，受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银行信贷政策收紧等多方面影响，居民户中长期人民币贷款新增额较2016年房地产最火爆的时期已大幅下降，房贷（含公积金）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是小幅增长，由2016年底的68%增至2017年底的71%，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相关信贷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等各部门保持合理杠杆水平。2.企业经营不善还会反过来影响家庭部门，拖累可支配收入增速，从而进一步收紧家庭流动性，产生负反馈效应。
因此，去杠杆要从全局考虑，确保部门间政策协调，不冲突，不打架。因此，我们认为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不能简单地只看其他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指标，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适合我国的指标，即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
